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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腔北调 沟壑中如何搭桥

时间:2019-06-10 17:25来源:长江日报 点击:

全球化浪潮下,今天语言消失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,从个人到国家,乃至所有民族,都有无尽的记忆与传统因之渐渐被我们忘却。语言就如生物基因一样,储存着丰富的历史信息,但却长期被人目作“绝学”。《南腔北调: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》作者郑子宁却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,将向来被目为“绝学”的方言学与历史语言学化为近50个人人可懂、妙趣横生的故事,为我们在语言中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。

穿越回唐朝,用粤语可以和古人对谈吗

很多人梦想穿越,但穿越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语言——你和古人互相不知对方在说什么。

穿越到清朝,勉强还能够圆梦,穿越到元明,古人会觉得你口音怪异,而穿越到唐朝以前就比较惨,运气好会被当做他国来客,由鸿胪寺接待后送去学习古汉语,运气差点就会被当做外国奸细处理了。

有人说粤语是古汉语活化石,是现代最接近古汉语的方言。那么,讲粤语真的就可以和古人无缝对接吗?

与拼音文字不同,汉字很大程度独立于语音,也就是说语音的改变并不反映在文字上,这也让一般人对于语音的变化缺乏意识。

唐朝时,广东还属于中原人眼中的蛮荒之地,当时真正地位崇高的语音,一向是中原读书人的口音, 尤其是洛阳一带的口音,被称为“洛生咏”。

当然,粤语虽非唐朝官话,还是保留了不少中原旧音。在中唐以后,北方陷入长期战乱,岭南却少受北方音变影响。宋元明清四朝,北方语音变化更大。如金元时期出现过一种奇怪的汉儿言语,明朝后即消亡。岭南地区语音上却更趋保守。

不过,粤语虽保存有不少古汉语语音,也多是两宋时的中古晚期汉语,和南北朝到唐中期的典型中古汉语已经有不少区别。

作为发展一千多年的汉语分支,粤语有丰富的文化内涵,但远远说不上是古汉语活化石。它有很多词汇来源于侗台语。千年演变之下也让它在很多时候不能还原古诗的押韵。

所以,想要无缝穿越回唐朝,说一口粤语也是不太有用的。

方言曾作为军事密码使用

方言的差异性,会闹出很多笑话。

2016年网上曾经流行一个段子,叫“蓝瘦香菇”,据说是广西南宁的一种口音。意思是难受想哭。这里首先是n、l混淆,其次是g、k混淆。郑子宁为南宁人鸣冤说:实际上南宁口音中,这两组音都是可以区分的。g、k混淆,是受壮语影响。他个人认为有这种口音的,应该是广西桂林柳州一带的壮族人。

语言与语言的隔膜,有时还会被刻意强化。

温州话素以难懂闻名,不但北方人一个字都听不懂,就连温州的邻居台州、福州的居民对其也是无能为力。温州话不仅在中国声名远播,就连美国电视剧《盲点》中也出现以温州话编译的信息难倒美国FBI情报人员的桥段。

不过,对于坊间传出抗日战争期间,中国军队把温州话当秘密通信的工具,作者考证后认为不足为信。但是他指出用方言作军事密码,历史上是有真实记载的。比如《左传》中就有“楚言而出 ”的记录,说明中原各国难以破译楚国人内部交流时的楚国方言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也有过一种语言——美国新墨西哥州土著居民纳瓦霍人的语言纳瓦霍语,曾因为其难度,作为通讯加密。1942年美国海军陆战队招募了29名纳瓦霍人,与他们合作制作了一套语音密码。他们屡建奇功,尤其在硫磺岛战役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,其英雄事迹后来还被改编成好莱坞大片《风语者》。

在有些特殊时期,一个方言发音的不同,甚至决定一个人的生死。在关东大地震时,日本为了在大量操着不同口音的日本灾民中揪出朝鲜敌人,用“一元五十钱”等日本基础语言,筛出6000名朝鲜人。同时,也有几百中国人和少数日本人被错误识别而平白丢了性命。

短短二十年后,日本人自己也成为测试对象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美国对日宣战。为避免日本人伪装成美军盟友,诸如中国人、菲律宾人,美国一度使用一本名叫《中国指南》的书,建议美国人用“Smith left the faultless”作为测试,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。

据说中国人可以较为准确地说出这个句子,而对于日本人来说这却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。

而在武昌起义后,革命军也曾在城门设卡令念“六百六十六”,武汉方言六读lou,旗人读音有异,被识破者甚众。

双语教学可能产生“克里奥尔语”

语言差异无处不在,而人们为了突破语言差异,所迸发的创造力也令人惊叹。

比如,我们在很多反映抗日战争的历史剧里面都会听到诸如:大大的有、咪西咪西之类,这并非某些编剧乱编的无稽之谈,它其实是有根据的。

抗战时,日本人并不会特别去花很大的精力学习“正常”的汉语,同样中国人要在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里学会日语也不太可能,但是双方总归要打交道吧,于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主要是在东北地区流行的一种语言——协和语。

协和语的特点是它会把大量的日语词引入汉语,说得像中文,但语法上又受到日语的影响。

上海开埠之后,英国人来上海,洋行的买办会说英语,但是大量的黄包车夫、女佣人等等没有条件去学习。当时就出了一本书,教人们如何迅速学会英语(用上海读音),比如“来是‘康姆’(come)去是谷(go),廿四铜钿‘吞的福’(twenty-four)……”

协和语和洋泾浜英语都是昙花一现。而海地的克里奥尔语言却稳如泰山,它是当时非洲运来的大批黑奴在殖民地法语基础上,杂糅非洲原乡语言等形成的新语言。由于势力太大,1987年,这种来源和协和语差不多的语言被认定为海地的官方语言,和法语并列。

针对目前的中国双语教学中,很多号称“英语母语环境”、沉浸式教学的现象,郑子宁表示不敢恭维。根据语言专家研究,一个孩子在3岁以下,暴露在英语中的时间在40%以上,才能算作英语母语环境。这样严苛的要求,在目前国内很难达到。

孩子们极有可能被教育出奇怪的“克里奥尔语”。海地的克里奥尔语言并非孤例,有两种或更多语言长期混居的地方,几乎都诞生了相应的克里奥尔语。比如新加坡,英语是首要推行语言,但随之而来的就是“新加坡英语”。从纯粹语言学角度看,各种语言并无优劣之分,不过家长们就不要对操一口道地的伦敦音或纽约音抱持太大指望了。

推广普通话并非一蹴而就

如果说有什么语言上的变化对今天中国人影响特别大的话,毫无疑问当属推广普通话。它使人们的沟通变得顺畅起来。

不过,推广普通话并非一蹴而就。

早在雍正年间,就曾有过这类尝试。当时为此还在广东和福建专设有正音书院。但是却告失败。因为当时的官话有好几种,比如南京官话、北京话,不知该学哪一种。师资也成问题,迫于无奈只得找了几个驻防福州的旗人。

从福州留下来的教材来看,正音书院的第一课教的是“皇帝”“朝廷”“皇上的家”“我们都是奴才”。这样的教法只会沦为笑柄,相反加强汉族士子对“普通话”的反感。加上当时中国各地交流有限,学习一门通用语没有迫切性,推行不下去也是自然。

清末民初,民族热情高涨,很多人将目光再次投向四分五裂、有碍团结的地方方言上。

辛亥革命后,北京话因为是清廷之语不招人待见,更令传统人士反感的是,北京话没有入声,平仄混乱,会严重影响人们对古典文学的理解。甚至在北京口语音外,出现北京读书音,北京读书音人为地重现了在北京口语中已经消失几百年的入音。

1913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,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老“国音”。就是以北京话为基础,里面有入声之类带古话语的语音,以及南方口音的一些特征。

问题是老国音在现实中应用不多,纯用北京话作为普通话的京音派与国音派互不买账,不少学校甚至出现两派互殴的景象。这次普通话推广又宣告失败。

最后,大家都选择了以北京话为普通话的基础,这才有了今天的普通话。

郑子宁认为:语言非常有意思的一点,就是它可以作为互相沟通的桥梁,也可以作为互相隔绝的篱笆。而把它作为桥梁还是篱笆,在乎个人选择。(叶军)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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